发酸的、认命般的平静。
秦渡从警察局出来的时候,天色已经暗了。他站在警察局的台阶上,望着雾中影影绰绰的城市轮廓,忽然觉得胸口又开始隐隐作痛。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空气里弥漫着海雾的咸腥和远处渔人码头飘来的鱼臭味,还有一种更隐秘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,那是权力的味道,是暴力的味道,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居高临下地、理直气壮地施以践踏的味道。
他想起了一件事。
去年冬天,他在太平洋俱乐部参加一个晚宴,席间有一位白头发的白人法官,喝了几杯威士忌之后,拍着他的肩膀,用一种长者对晚辈的慈祥语气说:“秦,你跟别的中国人不一样。你是我们这里的。”
秦渡当时只是笑了笑,举杯应和。可回到家里,他对着浴室镜子里的自己,看了很久。镜子里那张脸,眉骨高耸,鼻梁挺直,皮肤白皙,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,打着精致的领结,浑身上下没有一丝一毫“唐人街”的味道。
他看起来确实不像“别的中国人”。可那又怎么样呢?在那个法官眼里,他再“不一样”,也终究不过是“例外”罢了。而“例外”之所以是“例外”,恰恰因为它证明了“通例”的存在——“通例”就是中国人是劣等的、肮脏的、不值一提的,而他秦渡不过是那条规则上一个微不足道的、随时可以抹去的注脚。
车子驶过市场街,拐入一条稍窄的街道。路边有一块巨大的广告牌,上面印着加州橙子的彩色图画,一个金发的白人女孩抱着一筐橙子,笑得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。
广告牌下面,站着一个华人老妇,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袄,佝偻着背,手里提着一只布袋子,正在路边等什么人。她的脸被岁月和风霜刻满了沟壑,像一张揉皱了的牛皮纸。她的头发花白稀疏,在脑后挽了一个小小的髻,用一根黑色的簪子别着。她就那么站在那里,像一棵被大风吹弯了的老树,没有人多看她一眼。
秦渡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一瞬,然后移开了。
他忽然想到一个数字。一个他曾经在文件里读到过、当时只觉得是冰冷数据的数字——根据加州法律,所有年满十八岁的华人,必须每年缴纳一笔“警察税”,否则便无法在这片土地上合法居住和从业。
这笔税的数额不大,可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侮辱:它意味着华人的存在,是被“特许”的,是随时可以被收回的。意味着每一个站在这里的中国人,都在用口袋里白花花的银元,为自己买一个暂居的资格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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