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酸的、认命般的平静。
秦渡从警察局出来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了。他站在警察局的台阶上，望着雾中影影绰绰的城市轮廓，忽然觉得胸口又开始隐隐作痛。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空气里弥漫着海雾的咸腥和远处渔人码头飘来的鱼臭味，还有一种更隐秘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，那是权力的味道，是暴力的味道，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居高临下地、理直气壮地施以践踏的味道。
他想起了一件事。
去年冬天，他在太平洋俱乐部参加一个晚宴，席间有一位白头发的白人法官，喝了几杯威士忌之后，拍着他的肩膀，用一种长者对晚辈的慈祥语气说：“秦，你跟别的中国人不一样。你是我们这里的。”
秦渡当时只是笑了笑，举杯应和。可回到家里，他对着浴室镜子里的自己，看了很久。镜子里那张脸，眉骨高耸，鼻梁挺直，皮肤白皙，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，打着精致的领结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丝一毫“唐人街”的味道。
他看起来确实不像“别的中国人”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？在那个法官眼里，他再“不一样”，也终究不过是“例外”罢了。而“例外”之所以是“例外”，恰恰因为它证明了“通例”的存在——“通例”就是中国人是劣等的、肮脏的、不值一提的，而他秦渡不过是那条规则上一个微不足道的、随时可以抹去的注脚。
车子驶过市场街，拐入一条稍窄的街道。路边有一块巨大的广告牌，上面印着加州橙子的彩色图画，一个金发的白人女孩抱着一筐橙子，笑得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。
广告牌下面，站着一个华人老妇，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袄，佝偻着背，手里提着一只布袋子，正在路边等什么人。她的脸被岁月和风霜刻满了沟壑，像一张揉皱了的牛皮纸。她的头发花白稀疏，在脑后挽了一个小小的髻，用一根黑色的簪子别着。她就那么站在那里，像一棵被大风吹弯了的老树，没有人多看她一眼。
秦渡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一瞬，然后移开了。
他忽然想到一个数字。一个他曾经在文件里读到过、当时只觉得是冰冷数据的数字——根据加州法律，所有年满十八岁的华人，必须每年缴纳一笔“警察税”，否则便无法在这片土地上合法居住和从业。
这笔税的数额不大，可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侮辱：它意味着华人的存在，是被“特许”的，是随时可以被收回的。意味着每一个站在这里的中国人，都在用口袋里白花花的银元，为自己买一个暂居的资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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