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二七年，巴黎的春天来得不早不晚。
梧桐树的芽苞在三月下旬才迟迟地鼓起来，嫩绿嫩绿的，像一粒粒刚剥出来的豌豆，怯生生地探在光秃秃的枝梢上。
奥斯曼大道两旁的建筑还是战前的老样子，灰色的石墙上刻着繁复的雕花，阳台的铁栏杆上偶尔挂着一两盆刚移栽的天竺葵，红艳艳的，在这座经历了太多苦难的城市里，显出一种近乎倔强的生机。
战后的巴黎，有一种奇怪的步调。经济在复苏，但又没有完全复苏。
工厂的烟囱重新冒起了烟，咖啡馆的门口又重新坐满了人，剧院里又重新响起了笑声和掌声——这些东西，比任何经济数据都更能说明这座城市的生命力。
人们的手头仍然不算宽裕，但已经不再像战时那样为了一块面包在寒风中排上几个小时的队。
那种劫后余生的、小心翼翼的欢喜，一寸一寸地渗透进巴黎的空气里，像春天的泥土解冻，表面看不出什么变化，但底下的东西已经在松动了。
顾言深的通运公司，便是踩在这样的节骨眼上，一步步地走过来的。
初到巴黎的那几年，公司不过是挂靠在公使馆名下的一间小商号。谈不上什么规模，雇员就那么几个人，账本摊开来不过薄薄一沓。
顾言深白天在公使馆做着随员的本职工作，回到家便在书房里待到深夜，对着那些堆叠在桌上的商品目录、船期表和海关单据，一笔一笔地算，一页一页地看。
青瓷偶尔端茶进去，看到他伏在案前的样子，总觉得有些恍惚，这个在煤油灯下一脸倦容的人，实在不像是从北平那座红墙绿瓦的老宅子里走出来的顾家大公子。
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。不是那种存着体面不肯说出口的隐忍，是真正的、从心底里觉得这些事值得做。
青瓷后来想，也许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。有些人需要环境来成就自己，而他，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能找到自己的路。
到了二十年代中期，通运公司的资本逐渐充裕起来。
业务从最开始的日用百货、纺织品、瓷器等传统大宗商品，慢慢向上游延伸。
顾言深不再满足于“把中国的货运到法国来卖”这种低买高卖的简单贸易模式，他开始琢磨更有结构性的东西。
彼时法国正处于战后重建期，大量基础设施项目上马，工业设备的需求旺盛，而欧洲本地制造业的产能恢复速度远远跟不上需求的增长。
他看到了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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