干业务考核意见，困得眼皮直打架，实在没精力参与，只能坐在一旁，靠着墙角昏昏沉沉地打盹，哪怕只有几分钟，也想抓紧时间补点觉。
一直等到下午，太阳渐渐西斜，燥热的劲儿慢慢散去，我才终于缓过些许精神。恰逢国土所的干部要就近下队开展工作，我们一拍即合，决定相互支持、协同配合，趁着凉爽的天气抓紧干活。大家分工明确、各司其职，入户沟通、现场核查、记录备案，各项工作推进得有条不紊，效果格外显著，忙到日落西山，才总算结束了一天连轴转的工作。
走在返程的路上，晚风拂去满身疲惫，看着马伏山渐渐笼罩在暮色里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基层计生工作本就是“天下第一难”，夏日的酷暑更是难上加难，可看着一件件工作落地落实，再苦再累，也终究是扛下了这日复一日的奔波与操劳。
五月上旬第二个周末，太阳把化肥厂的陡坡晒得发白。我正趴在竹椅上看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，忽然听见坡上传来叫骂声，像炸开的鞭炮。扔下书本跑出去，只见一辆三轮车歪在路边，两个中年男人正揪扯在一起，衣服扣子崩得满地都是。
“一元钱！就差一元钱！”三轮车司机的解放鞋在土路上划出两道深痕，他是变压器厂的下岗职工，去年厂子黄了，蹬三轮勉强糊口。乘客是化肥厂的老陈，我认得他——上个月刚给儿子办过准生证，眼下正攥着个磨破的人造革包，脸红得像煮熟的虾。
“全城都是一元，凭啥你多要？”老陈的唾沫星子喷在司机脸上，“我下岗半年了，你当我钱多？”围观的人越聚越多，有议论的，有起哄的，几个买菜的老太太直摇头。
我挤进人群时，司机正扯着老陈的衣领往坡下拖，三轮车的链条哗啦哗啦响。“松手！”我大喊一声，掏出兜里的笔记本，“我是乡计生办的，有话好好说。”司机的手顿了顿，老陈趁机挣脱，衣领裂开道口子，露出瘦骨嶙峋的锁骨。
原来司机从车站拉老陈到化肥厂，本来说好一元，可爬坡时三轮差点熄火，他临时加价一元。老陈同意了，到站却只给一元。“这坡多费油！”司机抹着额角的汗，“你看我这破车，链条都快断了。”老陈梗着脖子：“讲好的价，凭啥变卦？”
我望着他们磨破的袖口，忽然想起马伏山那些交不起超生费的农户。掏出一元钱塞给司机：“我补你。”司机愣了，老陈也愣了。人群里有人喊：“姚主任大气！”司机攥着钱，手有点抖：“兄弟，不是缺这钱，是咽不下这口气。”老陈低着头，人造革包的拉链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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