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左右，武昌首义路派出所的民警赶到武昌 719 招待所，推开了 311 房间的木门。
这栋招待所由旧居民楼改造而成，房门是老式的木质结构，门锁早已松垮，民警稍一用力便将门推开。
屋内窗帘紧闭，光线昏暗，只有床头一盏小灯散发着微弱的光亮。
当时段国诚正坐在床沿，身上只穿一件背心，下身配深色长裤，面朝正在播放的电视机。
听见房门响动，他抬眼望向门口，见到冲进来的民警他没有试图反抗，也没有冲向窗边试图逃跑，只是安静坐在原处，注视着闯入房间的民警。
办案人员迅速进入屋内将他控制，随即展开现场搜查。
很快，侦查人员从他床垫下搜出那张化名 “胡成” 的假身份证，卡片边缘已经被反复摩挲得字迹模糊；同时起获那把作案刀具，刀柄布满长期握持留下的磨损痕迹。
此外，民警还在他的房间内搜出两只女式手提包，一只系武汉案件受害者的遗失物品，另一只来自岳阳的案发现场，包内留存着女性的钱包、化妆品与成套钥匙。
侦查员掀开段国诚的上衣，一道术后疤痕赫然出现在他的左腹部。通缉令上记录的体貌特征，在此刻一一得到印证：身高一米七二，分头，方脸，小眼，体态偏胖，肤色偏白，加之这道腹部疤痕，所有线索全部指向眼前这个人。
民警在现场又紧急核实他的身份，段国诚没有编造谎言进行抵赖，很快便坦然承认自己就是段国诚。
他这份异乎寻常的配合，让亲历抓捕的民警颇感意外。
至此这个制造岳阳四十余起恶性案件、在武汉掀起 “红衣杀手” 恐慌，令武昌女性入夜不敢独行的凶犯，正式落网。
他落网之时，只是一个衣衫随意、守着一台低音量电视机观看节目的普通男人。
他既没有追问警方从何处查到自己，也没有发出早已预料结局之类的感慨。被带出房间之前，他朝窗帘遮蔽的窗户望了一眼。
窗外，便是他四个多月来无数次潜行穿梭的窄巷，巷道路灯稀疏，民居密集，无数个罪恶的夜晚，他就在这片街巷之中寻觅猎物。
上午十一点多，段国诚被两名民警夹持着走出 719 招待所。户外阳光明媚，街道上行人往来，他身着一件普通短袖，看上去如同一名配合调查的普通市民。
途经前台，他瞥了一眼站在柜台后的中年女收银员，他不知道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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