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账都有对应的合同和发票。这是三年前该案的全部收费明细和完税证明。举报人说超额——超了哪条标准？律师协会的收费指导意见还是双方合同约定？如果是前者，我的收费在指导意见范围内；如果是后者，合同是客户自己签的字。”
办公室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声音。
那个女调查员看了郑副主任一眼，眼神里已经开始浮现尴尬。
“第四项，隐瞒利益冲突关系。”苏清颜取出最后一份文件，“这是当年立案时我提交给仲裁庭的利益冲突声明书，原件在新加坡仲裁中心备案。仲裁庭审核通过之后，案件才正式进入审理程序。如果仲裁庭当年都认定不存在利益冲突——举报人三年后从哪里挖出来的冲突？”
郑副主任摘下老花镜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。
“最后一项，销毁原始案卷。”苏清颜站起身，走到办公室角落的档案柜前，用钥匙打开最下面一层抽屉。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十七个牛皮纸档案袋，每个袋子上都贴着案件编号和日期标签。
她抽出其中一个，放在郑副主任面前。
“三年前那起案子的全部原始材料，一页未少。卷宗编号、页码、装订线，和三年前归档时完全一致。举报人说我销毁案卷——”
她顿了顿。
“郑主任，我连档案柜的钥匙都没丢过。”
郑副主任沉默了整整十秒钟。然后把调查函翻过来，在背面写了一行字，递给旁边的女调查员。女调查员看了一眼，起身走出办公室。
再回来的时候，她手里多了一份文件。
“苏律师，我们核查了举报人提供的证据材料。”郑副主任的声音变了，不再是公事公办的冷硬，而是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窘迫，“其中三份关键文件的编号，与新加坡仲裁中心的存档记录不一致。初步判断——举报材料存在伪造嫌疑。”
他合上文件夹。
“苏清颜律师，律协纪律委员会当场宣布，本次调查涉及的各项指控，均不成立。”
苏清颜靠在办公桌边，拿起咖啡杯喝了一口。没有笑，没有如释重负，没有“我早说过”的表情。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“郑主任。”
郑副主任站住。
“诬告律师，伪造证据，向行业监管机构提交虚假举报材料——这三条，分别触犯了《律师法》第四十九条、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六十条、《刑法》第二百四十三条。”
她的声音不高，但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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