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笑，摇了摇头：“只是聊聊天而已，邱知县有了钱要购田置产，我红营有了金银，却是要做生意的，那些赌坊建得那么漂亮，放在那里不用可惜了，我准备在里头开个商号，专门做借贷的生意。”
“借贷……利滚利、钱生钱，是个暴利的行当，官绅地主仅靠地租得不到什么利的，大多数的进项靠的都是高利贷……”邱知县眯了眯眼：“但侯掌营的商号放贷，应该与寻常的官绅豪商不太一样吧？”
“确实不一样…..”侯俊铖点点头：“很快秋收就要开始了，农户需要借种子、借耕牛、借农具、借肥料等等，以往都是跟赵家借的，赵家的高利贷那是吃人不吐骨头，借一担种子，收成之后就得还十几担、几十担，想尽办法的盘剥。”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为什么会有地主官绅存在？为什么千年兼并屡禁不止？后世有些人归责于儒学、秦制、帝制封建等，只往上层建筑去探索，实际上根源就是单纯的经济基础的问题。
种田不是有块地就行，种子、农具、耕牛、肥料都是一笔不小的成本，而粮食又不是什么你有他无的稀缺作物，丰年必然暴跌、灾年若有囤粮或朝廷用心救灾，也不见得会涨到哪去，一个只有几亩、十几亩地的自耕农，每年的收入并不多，交完税更是所剩无几，每年青黄不接之时，便只能借贷来购买种子农具等。
这样脆弱的生存模式，一旦遇到天灾人祸，哪怕是多生了几个孩子需要分家，便可能维持不下去，自耕农抗风险能力极差，甚至都比不过佃户，毕竟佃户还能看运气碰上一个像刘秀才那样良善的老爷，生活也能轻松一些，但自耕农就什么都需要自己担着。
历朝历代杀地主均田地的举动从来都不少，也并非没有将田地收归官有的举措，但到最后依旧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地主官绅盘踞地方、肆意兼并，根源便在于种田的成本和收益问题。
分田只是第一步，朝廷若是不能在青黄不接之时给予农户廉价且及时的贷款，抹平他们种田的成本，提升自耕农的抗风险能力，就必然无法阻止自耕农去向官绅地主借贷，然后在循环往复的借贷之中破产。
在古代，田土又是最为保值和稳定的“商品”，自耕农偿还能力弱，他们的借贷只能以田土作为抵押物，朝廷想要将田地收归公有、禁止买卖，却又无法为自耕农承担种田的成本、帮助自耕农抵抗种田的风险，这和逼着他们抛荒有什么区别？而土地自由买卖，到最后必然是向着那些有钱有势的大地主、大官绅集中的。
侯俊铖的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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