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被抽去了魂。我见过她坐在自家门槛上,手里拿着枝娘绣的那方帕子,就那么坐着,叫她也听不见。”
“福生倒是不哭,他从头到尾没掉一滴眼泪。可有人看见他一个人坐在山坡塌方的那片碎石堆上,弓搁在一边,就那么坐着。”
“安儿去他家跪了两个时辰,最后福生把他拉起来,只说了句以后别来了。”
“安儿他爹去他们家,也是一样,我们两家人再没有说过话。”
“枝娘下葬后,安儿把自己关在屋子里,不吃不喝整整两日。第三日早上他打开门走出来,不哭了,可也不怎么说话了。我叫他,他应,我问他饿不饿,他也吃。但那双眼睛像是被什么东西蒙了一层灰,看什么都看不进去。门也不出了,书本也不碰了,整日整日地坐在院子里发呆,一坐就是一天。”
“后来他爹做主,说不能再在西坡村住了,再住下去这孩子的命就没了。我们把家里的薄产变卖了,搬来了义昌镇,想着离了那片伤心地,他兴许能慢慢缓过来。”
她顿了顿,将茶盏放回桌上。
“搬到义昌镇后,他确实好了些。不那么发呆了,有时候也肯说几句话,但人还是闷,我总觉得他心里还有一块是死的。后来就是他十五岁那年,出门给他爹送东西,半路淋了一场大雨。回来就发了高热,烧了两天,出了一身红疹子。”
“疹子退了之后,”她抬起眼,目光有些恍惚,“他开始重新捡起书本读书,也愿意见人了,有时候还会跟我开几句玩笑。我那时候是高兴的,以为他终于走出来了,以为自己苦熬了这么些年,总算是熬出了头。”
“可后来,”她的声音颤了一下,“后来的事,并非我想的那般。”
她把双手重新交叠在膝上,眉头皱起。
“ 他十六那年,能说亲了。媒人上门,他连人家姑娘的名字都不肯听。我劝过,他爹骂过,我哭着求他,他就只说一句‘娘,别逼我’。四年前,他爹也病故了,家里就剩我们母子二人,说亲的事便再没人提了。”
郑母说到这里,停了下来,抬起眼看着她们。那双清亮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,不是哭出来的,是这些年一点一点熬出来的。
“安儿有时候会变得很奇怪。好好地坐在那里,忽然就换了个人似的。说话的声音不对,脸上的表情也不对。有一回他坐在窗前看书,我给他端茶进去,他抬头看我,那眼神,不是我儿子的眼神。我说不上来是什么,但就是不对。”
“他还会自己跟自己说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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